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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只是奉命行事”卸责也是不道德的行为!

    在道德困境中凭内心深处的反应做出行为之后,我们能明显地看到自己的选择有哪些道德后果了。总是以为自己是有德之人,结果却做出失德的行为,这时候我们面对这两者的冲突,该如何自处?这种落差让人不安,或许还参杂着其他情绪。
 
 
    研究人员发现,一个人在做了不道德的行为之后洗手,他们就不觉得自己需要弥补那个不道德的行为了,例如,原本觉得要去当义工,洗个手就免了。在这项研究里,透过实际行动去净化自己的道德就足以让大家重建自我形象,不需要更多行动了。
 
    有些人也可以透过心理净化来重建自我形象。心理净化就是一种道德脱钩的行为,让我们可以选择哪些时候要有道德标准,哪些时候不必。
 
    妮如.帕哈莉亚(NeeruPaharia)教授和罗西特.德许潘德(RohitDeshpand)教授,发现消费者若得知自己想买的衣服是童工做的,在天人交战之后,可能会对自己说童工是社会问题。
 
    同样地,麦斯和丽莎.舒(LisaShu)教授与法兰西丝卡.吉诺(FrancescaGino)教授的研究发现,若能创造出某种环境让大家知道自己可以作弊,那他们就不会觉得作弊有道德问题。
 
    “道德脱钩”让我们可以违背自己的道德标准,却依然相信自己是个有道德的人。
 
    心理净化有很多不同的形式。就像人们说一套做一套,我们的回忆也和当下的行为搭不起来。有时会选择性回忆,特别记得那些支持自我形象的行为,而忘记那些不符合自我形象的事。
 
    人们会合理化不道德的行为,改变自我对于道德行为的定义,并且随着时间对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愈来愈无感。
 
    当我们在回想起自己过去的行为符不符合道德时,会着重于抽象原则,而不是自己行动中的小细节。你不会想到自己说过的谎或财务瑕疵,而是抽象地去思考你平常的行为,然后从这个观点得出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原则的结论。
 
    人们之所以会膨胀自己的道德感,是因为自我倾向做个“窜改系史学家”。例如,两个人对同一个状况抱持非常不同的看法,只想着什么对自己有利,根本没有想到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事。当我们回想起过去的行为时,这些自利偏差就会帮忙掩饰不道德的行动。隐而不彰的目标就是不要准确地描绘自己,而是创造出一个符合自我观点的样貌。
 
    如果我们能想起细节,就会着重于自己说实话或为原则挺身而出;同时,也会忘记自己说过的谎或屈服于压力的经验。举例来说,应征者在回想求职经验的时候,可能会记得自己诚实地告诉对方想要住在哪里,却忘了谎报目前的收入。因为我们都希望自认是有德之人,记得那些符合道德的行动和决定,然后忘记或甚至没看到不道德之处,才能留下无瑕的有德形象。
 
    人们的自利偏差没有那么简单。有时候,或许真的可以“看到”自己在某个情境里做出了不道德的行为。不过,通常我们会找到方法在内心“扭转”这种行为,或许是合理化自己的角色、改变道德的定义,抑或是用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缺德的行为。
 
    人们擅长把矛头转向。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,人们都觉得成功都是自己的功劳,失败都是别人的过错。当我们把问题都怪罪于自己控制不到的影响力,像是经济、主管、家人,并且把成功都归功于自己的智力、直觉、个性,就能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。
 
    二手车销售员可能觉得自己很有德,尽管他把会漏油的车给卖掉了,但他可能会觉得那是买家没有问对问题。负责执行死刑的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错,那是法制体系的责任“我只是照规定来。”很多人在商场上做了合法、但不道德的行为,被发现以后都会解释说他们的行为完全合法,而且是为了投资人利益着想。
 
    多数组织里的阶级制度都提供了内建的卸责机制。主管,“我只是奉命行事”“去问老板,不要问我”。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?反过来也一样,很多主管会怪员工失德,自称无辜,至少他在心中维持了自己的道德形象。
 
    我们常听到“别人也是这样搞啊!”这就是在硬凹。我们都会逃漏税,不是吗?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指控方式来替自己辩护。这种找理由来解释的行为就受到偏误影响。
 
    如果你没办法硬凹,就会随时调整自己的道德标准,一个人只要调整了道德标准,道德原则对她的约束力就消失了,或许将来再也没有她跨不了的界线。这是一点一点、逐渐变化的过程,她不会看到自己移动的每一步,她甚至再也不认为自己这样不道德了。
 
    更糟的是接触了不道德的行为之后,就会渐渐无感,开始麻木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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